调研称领导打招呼现象普遍 基层干部不敢不听

领导们的打招呼背后总有深意

半月谈网记者在最近的基层干部心理问题调研中发现，领导干部违规向下属“打招呼”在不少地方十分普遍。对于上级的私下招呼，不听可能遭遇报复，听了又违反制度。如果遇到贪官的招呼，将来还有可能同时被查处。面对复杂的官场，基层干部究竟如何进退？

领导违规表态，干部如何进退

记者采访了解到，基层干部还普遍存在制度与人情两难选择下的心理压力。一些税务、公安、法院等有执法权力的部门工作人员常常需冒着违规违法的风险，违心地妥协于领导干预等外部压力，在明知法规制度要求自己怎么做的情况下，最终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仅要面对自己良知的拷问，还要担惊受怕，唯恐哪天“东窗事发”而承担法律责任。

中部某地级市中小企业局局长刘祖林（化名）谈起与领导的一次交往至今仍心有余悸。一位外地客商曾到当地考察投资，在草草看完一家濒临倒闭的纺织企业时，就说要投资500万元对企业进行改制。负责接洽的刘祖林见这位客商投资不做市场调研，营销不做行业分析，顿生疑惑，为避免上当受骗，当即对其进行调查核实。但未想到这位客商竟以“被怠慢”为由，将情况直接反映给市长。结果市长把这件事作为影响投资环境的反面教材点名严肃批评。在领导的亲自过问下，市有关部门紧急为这位客商“腾笼换鸟”。当一切准备就绪时，这位客商却一走了之再没了音讯，事后这家企业因改制问题还引发了一起群体性事件。

刘祖林说：“在基层做具体工作，我们最怕领导不问情况就乱表态。领导不加以调查研究就批评，我们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这个黑锅你说背得累不累？”

辽宁西部某贫困县一个事业单位负责人向记者诉苦说，单位争取到国家政策要盖一栋办公楼，县委书记和县长分别介绍了一家建筑施工单位，都想承建工程，这样的二选一实在是太难了。最后我们请了书记介绍的公司来施工，之后就得做大量工作来沟通与县长的感情，平衡好关系。因为，工程从开工到完工，哪一环节不得需要县长的支持呢，这种心累比工作本身的累更熬人。盖楼这几年，我平添了糖尿病、高血压等好几种病，的确思想负担重，心理压力大。

领导招呼，你敢不听吗？

在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庭审中,公诉人在长达28页的起诉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李大伦利用职务之便,向下属‘打招呼’,为自己和他人谋取非法利益”。

“打招呼”，本是人与人之间见面后相互致意的一种方式，用在贪官的嘴里，却成了违纪违法的工具，在短短几年中,李大伦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金额多达3000多万元,足见“打招呼”产生的“经济效益”。

毫无疑问，李大伦打的招呼，都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督促下级办事，且这些事都是一些违纪违法的事，都能给自己带来滚滚的利益。这样的招呼，不仅最终害了自己，也害了听招呼的干部。

但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又不敢不听招呼，因为领导手中握有生杀大权。作为堂堂市委书记的李大伦，打个招呼，作为下级，谁敢不听！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不服从指挥的干部，一般不会被重用。不听招呼，意味着下次提拔绝对没戏，意味着工作没成绩，意味着所做的一切可能为零。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不听领导招呼！

要想干部不听“招呼”，首先要领导不乱打招呼。在少数领导干部心目中,只有自己手中的权力至高无上,至于党纪国法,都可以“暂且不顾”。只要能满足一己私利,“打招呼”顺理成章。结果是,招呼打了,部下听了,事情办了,党纪国法也违背了。要想领导不乱“打招呼”，这种权力无边界的思想必须革除。去年邯郸市曾经制定出了“权力清单”，其中规定市长的权力只有95项，其他领导干部的权力一一不等。如果像这样把领导干部的权力一一列出来，使领导干部们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违反了会受到什么处分，这样，才能减少领导干部向下级乱“打招呼”。

另一方面，要让干部敢于不听领导干部的招呼。违法违纪“打招呼”,是一些腐败分子利用体制上的空当从事不法勾当的官场“潜规则”。要打破这种“潜规则”，必须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对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建设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等“三重一大”问题，必须集体做出决定，不允许个人说了算，防止下级干部的各项权利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为下级干部不听上级“招呼”打下基础。要强化党性教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地方和部门的负责人,不论谁“打招呼”,都要把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办事规矩放在首位。任何时候都要坚守政治立场，不能不计后果、唯命是从,甚至为了巴结个别领导而违背原则、践踏法纪，以身试法。

领导打招呼干预司法，法官是坚持法律还是违法徇情

近日，笔者拜望一位在地方法院当院长的朋友，本来约好时间的，可是到那里后，工作人员却告知院长正在接待客人，须稍事等候。待院长送走客人，见到我时连声“抱歉”、“恕罪”，并解释：“市领导打招呼，让我一定见见某公司的老总，他们有一个官司在我们这里。”然后便是摇头、苦笑，一脸的无奈。

如今，在社会上、在权力圈中、在司法界内，不知从何时起形成一股风、患上一种病，有诉求者不大相信司法，而更相信法外权力；不遵从诉讼程序，而寻求程序外办法。基本路数是：当事人在起诉前或起诉后，自己或通过他人找领导，陈述意见和理由，这是第一步骤；领导倾听吁请后，“高度重视”，用打电话、作批示、写条子等办法，向法院院长打招呼，院长不敢怠慢，便向庭长或审判长明示领导的“关注”，这是第二步骤；庭长或审判长包括合议庭所有成员于是精神紧张，惶惶然地领会、揣摩领导意图，力求在办案中准确地加以体现，这是第三步骤。这种法外“三部曲”，当前已成为具有相当普适性的潜规则。

找领导，不是什么人都能办得到的，这和人的社会地位高低、拥有财富多寡、知名度大小有着直接关系。领导的老上级老部下老同事一般能够找得上领导，坐大奔宝马玩高尔夫的“大款”容易找到领导，社会名流以及红得发紫的“星”们找领导也不会太难，而普通劳动者和想劳动而不可得的失业者以及各类社会弱势群体，一无权二无钱三无名四无关系五无胆子，大概不想找也找不到领导。在这个问题上，平等原则派不上用场。

找领导，当然都有可以告人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无外乎就是期望领导运用手中的权力，影响司法审判，打赢官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影响领导，得到支持，办法大体有这么几种：一是真理在手，据实陈述，唤起领导的正义感；二是输赢莫测，心中发毛，极尽夸大其辞之能事，以求得领导的同情；三是不管有理没理，迷信“钱能通神”，用物质或非物质利益，买通领导。如是等等。

找领导，就是希望领导向法官打招呼。但找了领导，也可能“瞎子点灯白费蜡”，领导不一定打招呼。应当说，很多领导都是原则性很强的明白人，知道自己的权力界限，尊重司法的独立性，不为请托人谋取私利而打招呼。有些领导虽然打招呼，但只限转告当事人的理由和要求，并不表示自己的具体意见，也不作某种暗示，这自然无可厚非。但实际中确有一些领导则热衷于打招呼，并公开或隐蔽地表示实质性具体意见，其中有的出于公心，有的则出于私情和私利。即使为公，听了一面之词，就随意作出具体倾向性“指示”，也会干扰法官的公正审判，实不足取。至于为私，那就属于滥用权力问题了。

对领导打招呼，院长、庭长和法官们多半不敢不听招呼。不听“邪”的也有，但不会很多，道理很简单，院长、庭长和法官们也要顾及自己的正当利益和安全。对非实质性意见的招呼，比较好办，实事求是，依法办理，如实向领导报告即可，一般不会惹事儿，给自己带来麻烦。怕就怕领导有明确的具体意见，坚决照办吧，有时要违背事实和法律，愧对一方当事人，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不照办吧，惟恐忤逆领导，怪罪下来，就没有好果子吃。如果是由于顺从领导的旨意而办错了案件，法官就要承担裁判不公的骂名，那真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

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打官司不应该找领导，领导也不应该打招呼。

何时才能让我们的法官不再因领导打招呼而苦笑，从无奈中解脱出来呢？（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