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获死刑,白银案“杀人魔”高承勇的“心灵史”

社会万象北青深一度2018-03-30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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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人渣吧”,高承勇曾对他的一个同学说

3月30日上午10时许,

宣判消息传了有半年多,死刑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自去年7月白银案开庭审理后,辩护律师朱爱军发来的消息一直在变:“说是(2017年)8月最后一个周五宣判”、“又没通知了,可能是下周”、“宣判可能要到十月底”、“宣判估计是明年1月”。

朱爱军解释:“我对高承勇的11起案件其中的1起提出的是无罪辩护,所以法院判决会更慎重,迟迟没宣判,可能与此有关。”

3月27日,官方公布宣判日期。朱爱军电话通知高承勇的妻子,对方反应很平淡。“只说知道了,连宣判具体地点都没问。”而高承勇的高中同班同学、城河村村民曾玲(化名)则说,“村里要炸锅了”,她说,这两年都没见高承勇的妻子回村,她躲在外面,老屋一直空着,钥匙在一个表亲手里。

高承勇老宅200米外就是城河村古民居修建工程,去年夏天动工,进展顺利。榆中县青城镇城河村,作为兰州首个国家传统村落,正在大力打造以宗族文脉为亮点的旅游产业。

2016年8月26日,高承勇落网,震动两千多村民:那个给众多受害人制造家庭悲剧,在28年中给白银市民不断带来莫名恐惧的人,竟然是他们眼中老实巴交的高承勇。

虽然高承勇高中毕业后去了白银市等地打工,但直到38岁,他才真正搬离家乡,因此城河村是他性格形成最重要的地方。他的所有情感支持系统,包括亲戚、族人、朋友、老师、同学,几乎都在这里。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我采访到他们当中的12个人,试图揭开“杀人魔”重重谜团的一角。

朱爱军说,如果我们能够把高承勇这个案子研究透了,就能预防以后出现类似情况。

高承勇的AB面

二姐夫:“他是家里最被孤立的人”

2017年8月,白银案开庭审理的消息公布后,我见到了高承勇的姐姐高荣(化名)。

敲门进入,塑料卷帘掀开,碎花短袖的她正在墙壁斑驳的厨房摊鸡蛋饼。

高承勇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最小,和大姐年龄相差20多岁。在高承勇落网后,媒体找到原本住在城河村的高承勇哥哥,发现他已搬离。而嫁到外面的姐姐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高荣嫁到当地水川镇一个偏远的村子,离城河村有40分钟车程。

得知因为她弟弟的事而来,高荣血脉贲张吼出一句:“不要给我提这个人,出去!”

离高荣家不远,也是在水川镇,我见到了高承勇的二姐夫、头发花白的瘦小老人张田(化名)在马路旁开着一家小卖部。

高承勇的二姐多年前去世,张田一个人生活。他说高承勇比他爱人小20多岁,是姐弟数人中最孤僻的人。

“平常他也不来我这,我也不理他。妈爹都去世了,他和姐姐姐夫们都关系不好,性格问题,他不爱作声。”

张田说,逢年过节,他的爱人等姐妹跟高承勇的哥哥有来往走动,但是高承勇几乎不和他们串亲戚。“高承勇跟他哥哥矛盾大,分房子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问题。”

按照一些村民的描述,高承勇的哥哥在上世纪80年代就搬离了祖宅,村里凡有亲兄弟的家庭,都习惯大儿婚后另立宅基地,小儿陪同父辈住祖宅。高承勇分的是老宅,分家时与他的哥哥有经济纠纷。

离城河村村委会不远的高承勇老宅,紧锁的铁制大门已经生锈。邻居介绍,这处老宅,是1986年高承勇结婚时,与哥哥分家所得。

1988年,高承勇妻子坐月子时,高承勇常无端消失,并没有宗族表兄弟等人主动帮忙,村民说,高的妻子只好扯着嗓子勉强要点馍馍饱腹。

有村民回忆,高承勇其实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双胞胎兄弟,20岁时拉空船回岸采石,被缆绳打落到黄河里吞没,有人见高承勇到失事处哭过。

高承勇的父亲1984年去世前瘫痪了好几年,有村民回忆,那时高承勇守在床前端屎端尿,每天给父亲擦洗全身,甚至在父亲发病时,半夜骑自行车到距离青城镇30公里外的白银市去买药。

针对这个细节,朱爱军律师曾当面问过高承勇:“高承勇跟我说是事实,老人是他这边照顾的,而且是他送走的,人是具有多面性的,他在外面不断制造惊天血案,但是对老人还能尽孝道。”

高承勇的“孝道”,在同村高家五爷爷看来,是“严厉教育出来的”。他说高承勇的父亲生前性格倔强,被村里人称为“包公”,容易翻脸不认人。而高承勇从小内向,说话都不敢大声,见面羞涩一笑,礼貌问好。

对外人因高承勇的事前来探访,其姐非常排斥

铁哥们儿:“他说,我们是人渣吧”

葡萄藤和梨树在城河村最常见,蓬蓬勃勃,但果实秀小,品相不好。在这个旅游名镇的十字路口,城河村的几位花甲老人在地上铺上麻袋,站在摊后卖力吆喝。

他们给我指点迷津:“问高承勇的事,就找张武(化名),他俩关系最好。”

在一处有梨园的农家乐,我找到了这个白净的男人。他的话音混杂在麻将声中,高冷范儿:“打牌呢,你们走!”

“你忙,我就坐一边。”我不甘心。

“我不会给你说什么,我心中,高承勇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走!”他斩钉截铁拒绝。

两天后,在另一家面积更大的梨园兼农家乐,我和城河村委李书记聊天。一个60多岁的大妈,来反映土地被征用赔偿太少的问题。“那地不管咋说,每年种果子,是实打实的,现在一月就80元补助。”

李书记解释着政策,有个人过来帮腔,正是张武。他终于愿意坐下,和我谈起高承勇。

“我们两个有三像:没考上大学,都出去打工,我们都培养了两个大学生儿子”。

“你和高承勇关系好是有同病相怜的感觉?”

“应该是这样,同学们都出去走,都考上大学,我们在农村里。按照我们自己的说法,‘我们是人渣吧’(高承勇对张武说),也是一种心里阴影吧。”

张武对外说过他和高承勇的外出经历,在落榜一年多后,1986年,他们结伴第一次出远门,去了青海做倒卖藏刀的生意。沿途扒火车,凑钱买刀,回来时在兰州和白银沿途卖刀,那时牛肉面两毛九分钱一碗,卖掉一把刀,够两人一两天饭钱。

“浪了四五十天,回来还是那些钱。那是闯社会的第一步。”

在和高承勇贩刀后,张武说自己还在北京新发地、河北等地做果蔬生意,他强调是自己开店,不是给别人打工。

高承勇和张武一样,离开村庄,梦想用知识开创一条新路,他去903工厂倒卖废金属,炼过炉,做过小生意,等等。然而钱却没那么好赚。

律师朱爱军说,高承勇对他说,外出打工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

张武说,他和高承勇在乡村和城市游荡的那些年,教育改变命运的事例冲击着他们。高中他们那个复读班,一半同学考上中专、大学,留在了城市,有的成了机关的科长、处长。他和高承勇都很要强,从不跟那些有出息的同学联系。

儿子上大学,是张武口气最温柔的话题。

“我们之所以当时没好好念书,吃了亏,是因为我跟他一样,爱好不好。我们从小赌博。所以我们对子女的教育都比较重视,这一点是共同的。”

张武也不理解高承勇的行为。高承勇落网前,回村还去他家吃过饭。他认为高承勇不是坏人,只是有难言之隐。张武的微信朋友圈,有自家卖菜的广告,有农村征地的政策文件,但没有关于白银案的任何信息。

高承勇曾就读的青城中学

高中老师:“没考上,有人疯掉了”

在青城镇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巨大的红条幅悬挂在空中,上面写着:庆祝青城中学22名同学(共40名学生)考上重点高中。

笔直再往前,地势渐高,高高的台阶尽处,就是高承勇的母校——青城中学。

青城中学建于1931年,由北平朝阳大学毕业生关紫清先生辞官返乡创办,办学宗旨是“提倡职业教育,养成生成技能,劳动神圣”。上世纪80年代,在校生人数一度达到1200人。

1984年,高三复读一年的高承勇报考航天学校,分数差一点,再次落榜。(多年后,他的一个儿子考上北航,算是了了他的心结),复读两年的张武,也再一次落榜。

青城中学在官网上如此总结历年高考情况:“1984年到1988年高考名列榆中县前茅。1995年后初中教育质量起起落落,2000年后质量稳步上升。”

上世纪80年代,正是高承勇就读的时期,当时青城中学的校长是高华翰。高华翰家的中堂摆着“从教三十年”的荣誉勋章,患有高血压和肝病的老校长从床上起身招呼我。

同是高氏宗族,老校长说起“臭名远扬”的学生高承勇,声调也重起来。

“高承勇我还能记得,我教过他一年。不调皮捣蛋,看着还是很老实的。穿戴很朴素,因为他的家庭兄妹多,比较困难。考不上心理压力一般都比较大,精神上都有疾病。考上的成家立业,人家的生活都很好的,没考上的人就打工,知识也就白学了。”

高承勇上学时,青城镇的贫困落后,让高考被看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甘肃农业大学教授张文政2012年在《青城镇特色农业发展新思路》的论文中写到:20世纪80年代,青城镇经济发展极其落后,人多地少,经济来源单一且少,人均收入不到500元。由于耕作方式落后,农民想尽办法,依然只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另一方面,交通不便利,生产生活成本高。

面对高考成绩,几家欢喜几家愁,上榜者光宗耀祖,落榜者黯淡压抑。

高华翰说,青城镇有几个人甚至因升学失利而精神失常,“那时反差就这么大”,比如镇上白医生的女儿,升学成绩差了一点,不久就“疯了”。

如今白医生已去世,女儿已嫁到外地。城河村村民聊天时,还会提起“疯掉的落榜生”的故事。

城河村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宋女士,是高承勇的表亲。她记得几年前,高承勇来家里坐了20多分钟,聊天中多次感慨对当年高考失利的遗憾。

“高承勇那次路过我家,问起我家娃上学,他说他考学就差1.5分,要是努力一下就把这1.5分挣了,不会像现在这样到处打工。”

在校长的记忆中,高承勇并不调皮捣蛋

五爷爷:也许他在掩人耳目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高承勇开始去白银、内蒙等地打工。

当时青城镇经济发展落后,只有两条路通往外界,一条是经山路通往兰州市榆中县城,一条经青城桥通往白银市。通往榆中县城的山路狭窄多弯,遇雨雪天气相当危险。青城镇虽然隶属兰州市,但村民多选择去距离更近的白银市打工。

1988年,24岁的高承勇第一次在白银市杀人。此后,他试图回村务农。

高承勇的五爷爷说,1992年高承勇承包了大队的地做种植大棚,但“技术不行,那时已经做了案,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才种大棚)”。

张文政教授的论文描述:“青城镇的贫困,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改善。农民开始学习种植塑料温室大棚,作物主要是黄瓜和西葫芦,结瓜时由菜贩子统一收购,运往周边城市。但是几年后,随着大棚普及以及蔬菜品种、产量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再次陷入发展困境。”

1992年种大棚收益不佳,很快,高承勇就去了白银市打工。资料显示,1990年白银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1631元,是青城镇农民的4倍多,而两地之间只隔着一张0.7元的汽车票。

高承勇的小学同学国权回忆,1994年到1999年期间,他在白银市胜利街多次见到高承勇。那时他们青城镇老乡不少在白银市有名的短工市场胜利街打短工,高承勇也在那里趴活。

国权因工伤现在赋闲在家,他掏出各种药,认真算着他现在的生活重负,感慨打工的钱现在化作了医药费。

他说,在胜利街附近一家平房大院,高承勇和老乡有时聚着抽烟、打“拖拉机”,休闲放松。

以胜利街为中心,高承勇在白银市犯下的案子都在离中心半径不到1000米的范围内,1998年作案4起,其中一起案子就发生在胜利街。

胜利街货场,成群聚着等短工的附近乡镇的农民,天亮来,天黑去。他们有备而来,有的揣着工具箱,有的穿着工服。

“现在活儿不好找,有时一周都等不到。欠工钱的多得很,我还有个欠了3年的钱到现在还没要回。”

从小在白银长大的朱爱军律师,1998年家就住在胜利街。

“当年像高承勇这样的老高中生,不比现在的大学生差,是有些功底的。高承勇的签字力透纸背,字能写那么好的少见。和他出去一起打工的农民工,很多是文盲,他可能心里会有反差。” 朱爱军说。

一个可参照的背景是,1996到2000年,白银成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增长跌入谷底,失业人员剧增,公共服务滞后。类似高承勇这样缺乏技能的外乡年轻人,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希望渺茫。

高承勇离乡村越来越远。2002年他将家搬到了白银,抛弃了城河村的老宅和耕地。此后,他收手不再作案。他曾对负责此案的一名副检察长说:“一是因为岁数大了,没有那么多的冲动了;二是因为体力不行了,控制被害人越来越吃力;三是因为自己俩孩子都在白银生活、学习,不想因为自己影响他们。”

2008年,白银市被国家正式确定为全国首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而高承勇逃离的青城镇,却意外发现了丰厚历史资源,开始打捞复修古建筑,“青城古镇”横空出世,并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2年底,城河村入选中国首批传统村落。2014年,青城镇的产业重心逐步转向了果蔬种植和旅游业。

而此时,因为儿子上中学,全家搬到白银市租房住的高承勇,已经无法回到家乡。

白银市的短工市场胜利街,高承勇曾在这里趴活

高家族长:家规当施以鞭刑

在兰州唯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青城镇,高家祠堂是最重要的景点,始建于1779年,这里有道光帝御赐牌匾,还陈列了高氏家族7位文武进士的事迹。

高家祠堂守护人、族长高孝友,对“高承勇”这三个字格外敏感。

无论是高家祠堂,还是斯琴高娃在祠堂拍摄《老柿子树》、《黄河浪》影视剧积攒下的名气,都没有族人高承勇2016年被抓更有名。

高孝友有意避开谈高承勇的话题,但避不开的是,高承勇名字就列在《故条城高氏族谱》第474页。高承勇父亲一辈有6兄弟,“作”字辈,名依次为“荣华富贵财源”。高承勇的父亲高作华,排老二。

很多村民认为,应该把高承勇从族谱里删除,唯有高孝友斩钉截铁:“不能删!犯罪的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的名字,他姓高,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如果族谱里删掉他,后面就接不上了。”

高孝友说,如果按照过去的高家家法,高承勇犯案要被带到祠堂,适用“族规”如鞭打示众等,给予惩罚。

在过去,高家祠堂规矩严明。如今,祠堂更多是寻根祭祖的场所。

回溯故去,高承勇祖上也有过荫实的家境。民国时,高承勇的爷爷在镇上开中医诊所,受人尊敬。高承勇的父辈中,三爷继承医道,颇讲仁心仁术。如今,只有五爷高作财留在故土。高家有六七个堂兄弟都去了白银。随着“作”字辈的老人一一离世,“他们被裹挟在工业文明的各个齿轮上运转不歇,不再还乡,血缘的纽带只在族谱上才能寻到。”

我和高承勇的爷爷辈的高宗和老人聊天。他感慨高家大多年轻人在外地打工,没有过去那么团结。

“高家人一般都不联系,各有各的家事,各有各的条件。贫富差距是很明显的一个东西,你有钱有势了就被尊重,你没有了人家就瞧不起你。”

高家族长高孝友反对删除族谱里高承勇的名字,“他姓高,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删了,族谱就断了

辩护律师朱爱军:未解之谜

2017年7月,白银案庭审阶段,城河村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工程-——罗家大院、城隍庙环境整治等各项工程正在快马加鞭。

曾玲是高承勇的高中同班同学,如今在城河村经营一家店铺,卖饮料食品和旅游艺术品。“我和老公都是高承勇的高中同学,我们一起高考落榜的”,曾玲不避讳谈这个老同学,“他被抓前一段,我们七八个高中同学聚会,他建了个群,把我拉进去,吃饭还照了一张合影。你看,他看着面善的很,胖乎乎,佛像,根本不像杀人犯。”

她从手机里找出照片给我看,但不允许拍照。照片上,高承勇站在后面一排,圆脸,精神头儿不错。那时距他被抓也就几个月。

而在高承勇落网前的28年里,整个白银城都处在一种人心惶惶的不安中。

朱爱军律师的父母当年支援大西北来到白银市扎根,他从小目睹父母不让姐姐穿红衣服、留长头发的往事,这几乎是白银地区父母们的集体行为。在从业20年后,他机缘巧合成了高承勇的辩护人。

朱爱军多次和高承勇交谈,发现难以打开他的心窗。

“高承勇这个人言语不多,非常冷静,语调听不出任何心理变化。我问很多,他的回复可能就是一两个字,或者嗯一声。我问他是不是感情上受到过伤害?他会反问,这个跟案件有关吗?”

冷静沉默的高承勇,让朱爱军开始研究起《变态法医学》,提醒自己不要按照常人的逻辑去交谈。“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没找着高承勇为什么走到现在的原因。就像一个医生,碰到了世界级的疑难杂症。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案子研究透了,就能预防以后出现类似情况。”

朱爱军说,高承勇在看守所身体很好,唯一的毛病是腰椎间盘突出。

城河村有个村民去年在白银看守所待过几个月,他在里面见过高承勇,“他看上去挺好的,红光满面。每天吃饭,看电视,他饭量大得很。”他说。

2018年3月27日,得知高承勇宣判消息的曾玲,正在白银市参加秦腔演出,对于高中同学高承勇的犯罪之路,她还是疑惑:“现在我也弄不清,为什么高承勇就往那条路走?”

青城镇通往白银市区的通道是白榆公路,当地人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是一片荒芜区。上了白榆路,更是人迹罕至。”

必经之道青城黄河大桥,那时是一座老旧的钢索吊桥。媒体报道,高承勇落网前几年,他和妻子每逢春节、清明,都会从白银回到青城,30多公里的路程,两口子会乘坐汽车通过这座大桥。

把白银市和青城镇分隔的黄河,有个河中岛。路过时,司机特意指给我看。

高承勇曾供述,他多次作案后从白银骑自行车回城河村,过桥路过河中岛时,他把割下的女性器官“倒进黄河”。

[责任编辑:果冻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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