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人记录731部队工厂经历 三个手指被截断后逃出

九旬老人胥金和写出上万字回忆录，记录自己少年时被骗入日军731部队下属工厂的经历。

胥金和上万字的“个人回忆录”均由手写完成。

昨天是“九一八”事变86周年，家住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的九旬老人胥金和，翻出一本笔记本。烫金的封面上印着凤凰，翻开，是密密麻麻的圆珠笔字。

这一天，年届九旬的胥金和重启一段记忆：1944年秋天，“优级小学”毕业生胥金和，在家乡黑龙江省肇州县，被骗入哈尔滨郊区一处关东军下属工厂，成为“少年见习工”，从事军用滤水器生产。这一工厂的上级部门，即为在中国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731部队”。

1945年3月，在付出左手三个手指截断的代价后，胥金和在中国劳工帮助下逃回家乡。从沈阳市质监局高级工程师岗位上退休的胥金和，将这段亲身经历写成文字，至今已经超过万字。

“少年见习工”

胥金和出生于1928年，按照黑龙江老家的算法，他今年已经90岁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陷。在胥金和的记忆里，远在黑龙江肇州县大同镇的老家，也很快被战争波及。最直观的是，县城里的日本人渐渐多起来，穿着皮靴的日本兵开始在街上走来走去。随之，教育制度也彻底“日化”。

1937年，伪满洲国公布新学制，仿照日本教育体制，学生从四年制的“国民学校”（初等小学）毕业后，即升入两年制的“国民优级学校”（高等小学）。“优级学校”毕业后，可升入“国民高等学校”（中学）。

按照胥金和的说法，入读国民高等学校，需要自行承担学杂费及住宿费。对于普通家庭出身、无钱升学的学生来说，“优级学校”毕业即是学业终点。

胥金和也不例外。1944年，16岁的胥金和从大同镇上的优级学校毕业。此时，这批毕业生正处在升学无力，找工作又年纪过小的境况。就在此时，一个人称“宫藤”主任的日本人来到镇上，为一座军用工厂招工。

“当时说有工资、住楼房，还能学技术，我们一帮小孩就这样连哄带骗，被招进了厂，拉到哈尔滨。”胥金和说，直到进入这座位于哈尔滨郊区的工厂后，这群年龄最小13岁，总数30人的“少年见习工”才发现，现实并没有承诺的那么美好。

从哈尔滨城内的火车站出发，30个半大小子步行往郊区走。黑龙江的秋天已经寒风阵阵，胥金和说，自己越走“心越凉”，直到见到铁丝网内的几间小草房，他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三个手指伤残

胥金和们的终点，是一处生产滤水器的工厂。入厂后不久，他从军官口中得知，这座工厂隶属于“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日后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731部队”，其所生产的滤水器，在《日本七三一部队罪恶史》一书中有所记载。

16岁的胥金和并不明白这些背景，他的直观感受是，同样在一座工厂内劳作，日籍工人待遇明显好于少年见习工，后者的生活，相比于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国籍劳工，又要好一些。尤其到吃饭时，这种等级差异体现得尤为明显：日本工人有大米饭和鱼肉，中国少年见习工和劳工，只能吃小米饭和大豆汤；日本工人能够睡在工厂宿舍，中国少年见习工和劳工只能睡在工厂外草房的凉炕上，“冬天不能脱衣服，冷”。

工厂里，胥金和负责给日本师傅打下手。1945年3月，胥金和的日本师傅生病，驻厂日军强迫胥金和上机操作。此前从未单独作业的胥金和，在日本兵的“不做就打”的威胁下操作机器，仅仅几分钟后，手指头就被轧入模具中，当场昏厥。

胥金和告诉新京报记者，被工友抬入工厂医院后，日本医生只是简单做了包扎，便要求其继续返回工作岗位。由于没有得到妥善处置，十天后，胥金和受伤的手出现感染症状。

如今，胥金和仍然时常会端详左手，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只三个手指均有伤残的手，最终帮助他逃出工厂，回到正常生活。

上万字的回忆录

受伤后的胥金和，仍然被要求呆在工厂内，并配合日本师傅工作。眼看着因为没有得到消炎药品，因感染而日渐肿大的手指，他觉得前途一片灰暗。

“再不出去，不截肢也得死在这里。”胥金和告诉新京报记者，看守少年见习工宿舍的，是中国人，对自己遭遇都十分同情。在偷偷向家里报信后，胥金和的一位叔叔来到哈尔滨“接应”。最终，在工厂内中国劳工的帮助下，胥金和趁着夜色逃离工厂，与叔叔两人连夜赶回了肇州老家。

由于已经严重感染发炎，胥金和的三个手指都被砍去一节。经过三个多月治疗后，情况得到了控制。疼痛折磨了胥金和一辈子，他说，至今到阴天下雨时节，自己的手指还会作痛。

由于是偷偷跑出，胥金和一直呆在家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重又开始学习钣金技术。1947年，胥金和在解放区法院工作，1954年调入沈阳，成为一名法官。之后，胥金和进入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局工作，并以高级工程师身份退休。

2004年开始，胥金和陆续将自己在731部队下属工厂的经历进行记录，“想起来一点就写一点”。如今，这些用蓝色圆珠笔，写在一本笔记本上的回忆材料，已经超过万字。此外，退休后的胥金和，收集了大量侵华日军在东北的暴行资料。

胥金和说，每年到9月18日这一天，自己都会将回忆录翻出来，戴上老花镜，慢慢往下翻。“有时候真不愿意想起来，但就是不能忘。”

■ 对话

胥金和：我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胥金和如今住在沈阳，生活安稳。昨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只要一提起那段往事，他仍然会显得很激动，老人希望，自己的回忆录能够为还原历史“出份力”。

新京报：回想起在日军工厂的经历，是什么感觉？

胥金和：就是四个字，不堪回首。当时年纪小，被连哄带骗拉进去，去了以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你的自由被剥夺了，没有那么容易出来的，就一直干活。

新京报：在工厂里主要承担什么工作？

胥金和：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孩，哪有什么技术，只能是给日本师傅服务，拉个电闸递个钳子，语言不通，跟日本人也没有什么交流，他们也不怎么愿意跟我们交流。

新京报：到了工厂后发现被骗了？

胥金和：根本没有什么工钱，也没有楼房住。吃不饱，一天就一碗小米饭，喝的汤有点黄豆粒泡着。大米饭有，但那是日本人吃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十五六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天天的饿，那种滋味一辈子都忘不了。

新京报：日常工作会受到处罚吗？

胥金和：说错话，或者没有按照日本人的规矩做事，都要受罚。打个比方，有一次，伪满海军学校毕业生到工厂参观，都是准尉军衔。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我们干活就干活，不能抬头看，当时我刚去，不明白这个规矩，抬了头。这批参观学员走了后，被厂里的日本兵用脚踢，用鞭子打，打得很凶。

新京报：为什么几十年后，还要将这样不堪的经历记录下来？

胥金和：日本731部队的暴行不断被披露出来，我算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想把自己的经历记下来，未来留给后人做参考也好，成为起诉日军暴行的证据也好，能出一份力就行。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煜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袁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