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纵火案延期审理 律师：不提倡被告律师离庭行为！

12月21日上午，轰动一时的“6·22杭州保姆纵火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庭审时，被告人莫焕晶的辩护律师党琳山提出管辖权异议并中途退庭，法庭表示本案将延期开庭。3个月前，杭州市检察院以放火罪、盗窃罪对保姆莫焕晶提起公诉。

究竟什么是管辖权异议？被告律师为什么要提出管辖权异议？这将对此案有何影响呢？我们先来看看本案的被告人辩护律师党琳山，他怎么说？

倚天剑客律师团首席律师党琳山：对本案有管辖权的法院还有很多!

一、辩护人知道，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考虑到本案的社会影响巨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也是有管辖权的。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简而言之，不是只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案有管辖权，对本案有管辖权的法院还有很多!

二、本案是一起放火案，即使没有很专业的知识，只要智商正常的人来调查本案，也应当将起火的原因、报警的经过、灭火的经过调查清楚；而要调查清楚这些事实，必然要向当时灭火现场的消防部队指挥人员、第一批进入火场的消防员收集证据。

但是，现有案卷显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恰恰没有向上述人员收集证据!在参与灭火的84名消防部队人员中，只收集了两名消防员的证言，而且这两名消防员不是第一批进入火场的，而是第二批进入灭火现场的!

本案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无视公安机关没有全面收集、调取证据的事实，不听取辩护人意见，仓促提起公诉。辩护人认为，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的的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没有依法履行职责。

鉴于杭州市公安局在本案的侦查阶段故意不全面搜集、调取证据，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不依法履行职责、不听取辩护人意见，仓促提起公诉，本律师将本案的公正审理的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是一起放火案，现场没有监控，大火扑灭后能提取的证据也非常少，相关证人证言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为了尽可能的还原案件的真相，本律师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其中就包括灭火现场的消防部队指挥员和第一批进入火场的消防员，对于本律师提出的要求38名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法庭在2017年11月2日召开的庭前会议中全部予以驳回，一个都不予准许!

对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前会议的决定，本律师认为，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是不合适的!

除了本案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之外，法律学者姚遥大湿也对申请异地审理这一做法表示了支持。

腾讯《大家》作者、法律学者姚遥大湿：律师申请消防员的到场，是希望更全面的呈现本案中的相关信息，理清救火这个环节中是否还存在其他问题。

杭州纵火的保姆十恶不赦，但她不是替罪羊。保姆有保姆的罪，如果其他人有责任一样需要承担。保姆的律师申请异地审理，我认为十分合理。

党琳山的意见里面没有标明他的辩护意见，但是思路上大致是可以推断的，纵火的保姆罪无可恕，她犯的是防火和盗窃。放火这个罪名的成立，只需要她故意引发火灾，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就成立。

即便这个火灾事后被扑灭，没有引发人身伤害，也依然需要被判刑。这个保姆虽然防火，但她的主观意图是转移注意力，消除偷盗财产的罪证，甚至在主人面前立功请罪，从而化解自己的债务危机。

但是，放火这个罪行的严重程度，和结果也是相关的。如果她的行为直接引起了人身伤害，那么她将为全部的后果负责。但从前期的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出，消防栓里不出水，延误了救火的进度，这同样是非常严重的行为。

如果仅仅追究保姆的责任，忽略消防栓不出水延误救火，还因为忽略了其他方的责任，无法有效地惩前毖后，对更多的家庭住户安全而言，起不到帮助的作用。

为此，律师申请消防员的到场，是希望更全面的呈现本案中的相关信息，理清救火这个环节中是否还存在其他问题。我认为这同样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法院忽略了这一情节，不仅对纵火的保姆不公平，对受害人一家同样不公平。

我支持律师的行为，我也同样呼吁，希望消防部门能全面参与其中，在这场灾难里，全面的呈现事故发生过程，让每一个责任人，都得到法律的追究。

不过，也有律师答主对被告人辩护律师的做法表示反对。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本案中的律师根本就是混淆了民事诉讼的管辖权异议制度和刑事诉讼的管辖权异议，不当的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的申请。

个人不提倡该律师行为!

首先，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就没有关于管辖权异议的相关法律规定，因此辩护律师也就无法因此提出该申请。根据杭州市中院的通报显示通报称，庭审开始后，审判长依法询问被告人、辩护人是否申请回避，被告人莫焕晶的辩护人党琳山律师以要求指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外的法院异地管辖为由，要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停止审理本案。

审判长依法告知辩护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随后，辩护人党琳山律师无视法庭纪律，不服从审判长指挥，擅自离庭，拒绝继续为被告人莫焕晶辩护。审判长遂依法决定休庭。

可见，被告辩护律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当庭已经被法院驳回。辩护律师严重影响了法庭秩序。我想辩护律师的管辖权异议的申请，可能是一种拖延的辩护策略，企图为庭审准备更多的时间。

但是作为一名律师，应当做好本职工作，对专业的知识要做到精通，显然本案中的律师根本就是混淆了民事诉讼的管辖权异议制度和刑事诉讼的管辖权异议，不当的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的申请。并且在没有得到批准后擅自离庭，严重影响了法院庭审工作的正当秩序。这样的律师有很强的自我代入感，把当事人权利和律师执业权利相混淆，而把庭审当做儿戏。

司法实践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律师，希望通过庭审上的表演提升个人的知名度，获得更多案源，但是此行为危害性极大，往往造成法院对当事人的重判，例如李某某未成年人强奸案，这是非常不负责任并且违背律师职业道德的。

在本案中，痛失四位至亲的男主人林生斌先生在庭审前决定放弃民事赔偿，要求对被告重判。林先生为什么要放弃民事赔偿？这一举措对从重判决会有什么影响？

知识产权法律师韦喜：只要受害人家属不谅解，即便是保姆赔偿损失，其也必死无疑。

一方面，男主人不缺这点经济补偿，另一方面，男主人想要从快从重严惩凶手，以慰藉失去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其中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

所以积极赔偿是可以获得最高30%的减刑的，他也是刑事案件中被告人获得轻判最常用的一种手段。

但在本案中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综合案件的性质，事实，情节，犯罪结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等，本案只可能有一种判罚结果，就是死刑立即执行。只要受害人家属不谅解，即便是保姆赔偿损失，其也必死无疑。但即便是法院判决纵火保姆赔偿，其也无任何赔偿能力。所以，即便提起民事赔偿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最后，澄清一个法律误区：拒绝谅解和赔偿是杜绝刑事案件被告人被从轻减轻处罚的方法和手段，不是加重其刑罚的方法和手段。被害人家属只可能通过这两种行为避免被告人被轻判，但达不到加重其刑事处罚的目的。

放弃民事赔偿有利于法庭从快审理这个案子，一旦有民事赔偿的话，法庭要考虑到底有多少损失，要怎么赔，所以速度就会比较慢。

纵火保姆莫焕晶庭审前给雇主林生斌先生写了一封道歉信，称“如果我死了能让你好过一点，我真的愿意立刻去死。”保姆事后悔过这一行为是否会影响对她的量刑？

腾讯《大家》作者、法律学者姚遥大湿：保姆在这里的悔过，不应当纳入减轻刑罚的考虑之中。

坦白和悔过，是可以影响最终量刑的。法律一方面要公平的追究肇事违法者的相关法律责任，同时法律不止是对已经发生灾难的补救，惩前毖后，同时也要治病救人。如果一个当事人已经有所反省悔过，这对肇事人来说，是对她的一次重要的教育。对受害人来说，是一丝宽慰。对社会大众来说，也是一次极好的警示教育。

当然，法律上对于悔过，并不是硬性的减刑，而是酌情考虑的情节。也就是说，罪恶过大的时候，作为违法犯罪者，她事前也应当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但依然积极追求这一结果的发生，即便是悔过，也只能是弥补自己良心上的一点损失。

而且，如果无原则的悔过就能减刑，那样可以估算，会有一些违法者的悔过，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反省，而仅仅是为了事后逃避法律的惩罚，减轻自己的损失。

为此，法律上对于悔过，规定的是可以减少，而不是必须减少。尤其在杭州纵火案中来看，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够预见到，在高层住宅中放火是一件多么危险的行为。她当时放火也并不是一时冲动或者一时糊涂，而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进行，主观上已经放任了危险结果的扩大。

对于这样恶劣的行为，悔过的行为需要看到，但具体到量刑而言，这样的悔过实在是太廉价了。真正的悔过，应当是主动地克制，不要轻易地作恶，尤其是不要轻易地伤害到其他人。大祸已经酿成，对受害人家庭造成的巨大损失完全无法挽回。对这个保姆来说，她必须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全部的责任。保姆在这里的悔过，不应当纳入减轻刑罚的考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