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通过考试才能做父母”是对中国“重生不重养”这一传统的反驳，但是它既违背了公民生育权，实际操作也不可行。

早在1968年，《德黑兰宣言》就明确宣布生育权为父母享有的基本人权，而在中国，生育权也写进了《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可以说，生育权无论从国家共识还是国内法律角度，都是一项基本人权。

所以，不能通过一场考试来确定是否具备生育权。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不能因为不完美就去限制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美国人在反对《爱国者法案》时就说：“我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这种限制慢慢加到我们身上，我们害怕这种限制扩散到我们的其他权利上。”

提出“优生学”概念的弗朗西斯·高尔顿，其理论给纳粹的行径提供了依据

一旦社会开始主张一个群体或是民族不适合繁衍，往往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1883年，生物统计学的创始人高尔顿发明了“优生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很快被当时不少国家所接受，德国很早就开始普遍实行对“不适者”的生育限制。这种观念最丑陋的产物就是纳粹的“纯化”雅利安人的计划，以及最终的种族大屠杀。

现实点讲，这种论调也没有什么可行性。有过孩子的人会知道，面对新生命的到来，无论之前的准备有多充分、储备了多少知识，都还是会犯错。你会接连不断的遇到新问题，这些问题却没有标准的答案。

而且，伴随着孩子的成长，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和挑战。从怀孕到孩子成年，有将近20年的时间，很难想象有什么考卷和标准答案能将林林总总的复杂问题囊括其中。

为人父母，责任重大。那些支持“通过考试才有资格做父母”的人，尽管观点偏激，但背后的情绪可以理解，因为现实中很多人压根就不会做父母。

中国家长教育研究所所长齐大辉将这一类父母总结称为“三无家长”：第一，迎接一个新生命到来时没有知识准备，是“无知”；第二，在孩子的成长中没有科学的教育方法，是“无法”；第三，当孩子进入叛逆期，家长无法与孩子沟通，就只剩下“无奈”。

“三无家长”的存在，往往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昨日专题《中国孩子要远离疫苗是谣言，三招戳破群体洗脑式造谣》中，相信“为了孩子安全，请远离疫苗!”的家长就是无知家长的典型。

而那些把孩子送去“戒网瘾学校”的家长，因为无知，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网瘾，并能通过电击“戒除”；因为无法，他们选择粗暴的将孩子送进去；最终他们与孩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只剩下了无奈。

早在1919年，鲁迅先生就发表了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写到：“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一个世纪快要过去了，很多中国父母还没有做到鲁迅先生所说的这三点，不少人的状态是，“孩子一出世，就意味着你成父母”，未做好准备甚至是被动地站到了父母的位置上。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没有人天生就会做父母，孩子的成长其实是孩子和家长一起成长，父母同样需要接受教育并学习怎样做合格的家长。

这种为父母提供科学、系统的育儿知识，增强父母教育子女的技巧和能力的培训叫做亲职教育。美国联邦政府在1965年的《中小学教育法》中就规定：实施包含早期教育、成人教育和家长教育。

因为子女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养需求不同，所以亲职教育是贯穿0-18岁孩子整个成长过程中的。

美国麻省布克兰市曾开展过一个长期的实验儿童教育计划：母亲怀孕后六个月即开始参与，首先接受产前检查，并学习有关孕妇保健知识，胎儿出生后，接受各种定期检查，父母在专业人员辅导下学习如何养育幼儿。

随后，他们可以参与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指导计划，即HIPPY计划，这一计划是根据学龄前儿童的发育特点、性格特征、家庭保育情况，由专家制定出一套针对性极强的发展方案，内容包括智力开发、儿童成长阶段标志动作的出现以及心理变化特征等，父母可以按照计划来执行。

入学以后最重要的亲职教育方式则是家长会，与中国主要强调成绩汇报的家长会不同，美国的家长会主要在于加强家长与老师的联系，以及增强养育儿女的能力。

除此之外，在美国，亲职教育还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有学者将它们分为三类：反思类，比如通过充分接纳孩子以建立温暖亲子关系的PET项目；行为类，比如系统地教父母使用奖励或惩罚孩子行为的信心教养项目；阿德勒类，比如探索孩子行为产生的经验背景的STEP项目。

父母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孩子的年龄、成长需要等选择项目和课程，按时参加培训。

实际上，无论在任何国家，家长尤其是学龄前的儿童家长对亲职教育的需求是非常高的。东北师范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76.4%的家长认为自己需要接受专门的家庭教育知识培训，但是目前国内针对儿童家长的亲职教育，能站在家长角度又具有实操性的教材和教学模式却十分鲜见。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要让孩子尽可能的不再受到伤害，建立一个完备的亲职教育体系显然比“持证上岗”要靠谱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