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京城四少”，是指涉身娱乐圈、与女明星有交往的四位富家子弟。其中之一的王烁于2010年12月17日与“京城四少”中的另一“少”王珂在道路上发生驾驶纠纷，王烁持枪指向王珂威胁，并急速倒车将王珂的奥迪车撞击起火，造成奥迪车损失达十九万九千余元。

后公安机关查明，王烁藏有具有杀伤力的枪支四支，铅弹二千发，军用子弹六发。这些枪支弹药是其授意手下王亚飞购买的。而王烁损害他人车辆也不是第一次，2010年7月，王烁驾车时与一辆宝马车发生纠纷，王烁纠结多人将宝马车损坏，造成二万六千五百余元损失。

据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9月1日，以王烁构成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构成故意损坏财物罪，将其诉至东城区人民法院。

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是较严重的罪行，起刑点是三年。故意损坏财物罪，损坏价值达5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起刑点也是三年。

而且，王烁的涉案情节中有多种加重量刑的情节，如买卖多支、多发枪支、弹药；二次故意损坏财物；纠结多人；公共场所作案等。虽然也有自首这样的减轻量刑情节，也应该不足以为其获得大幅从轻或减轻处罚。因此王烁的罪名若成立，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其所涉两个罪名的单一量刑，应该都在3年以上。即便都取最低的3年，按照数罪并罚的规定，综合量刑也应是3-6年之间（数罪并罚规定综合量刑取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 

被王烁倒车撞击起火的奥迪车

王烁在涉枪案后又能现身街头，无非有三种可能：

1、案件还没有审结、王烁被取保候审。然而王烁的案件属于普通刑事案件，案情并不复杂，检察院2011年9月即起诉，对于这样的起诉法院也毫无理由不受理，按照《刑事诉讼法》中法院一审、二审期限均不得超过一个半月的规定，本案应该早就审结才对。况且，即便案件没有审结，王烁要现身街头，也必须是办理了取保候审才可能做到，但是取保候审的最长时限不能超过12个月，而根据起诉书的信息，王烁在2011年6月就办理了取保候审，他怎能一直取保候审到现在？

2、法院对其判决无罪、轻微刑或缓刑。如果法院认定王烁的两项罪名都不能成立，则他会被无罪释放。如果法院判决王烁轻微刑期，如有期徒刑一年，那么减去其被拘留、逮捕至取保候审之间的近半年羁押期，他只需再最多服刑半年多，到今天可能已获自由身。如果法院判处王烁缓刑（缓刑针对三年以下刑期、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情形），如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那么他在缓刑期间基本也是自由的。当然如果法院有上述这几种判决的话，可谓匪夷所思。

3、王烁获得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比如王烁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那么当他服刑一年半以后，就有机会减刑获释，或者假释出狱，如今现身街头也有可能，但减刑或者假释的理由是什么呢？而如果王烁在服刑时身患重病，可以办理保外就医，但既然其还能在街头打人，可见不可能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

无论是上述哪种可能，都会引发公众问个“为什么”。 

《刑事诉讼法》规定，除有关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一律公开进行”。而对于判决结果，则是无条件的“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要求，司法需要全面公开，不能选择性公开，要做到“依法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公开”，公开范围包括“立案公开、 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对于社会关注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稿、法院公报、互联网站等形式向新闻媒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在这么多法律和规定的要求之下，司法人员遮遮掩掩、推三阻四的不愿公开信息，这不是知法违法，有规不依吗？

之所以我们要对王烁能现身街头的原因猜来猜去，得怪中国的司法公开有一项工作没做好——裁判文书不上网。如果我们能在网上看到裁判文书，则王烁从被起诉到能现身街头经历了哪些司法程序，其中有无猫腻，都一目了然。

而当今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普遍将裁判文书公布在网上。以中国官员经常去考察学习的新加坡为例，其法院只要是生效的判决全部被放在网上。我国香港地区亦是如此。

香港法院网站上的裁判文书公开

司法公开意义重大，对此黑格尔曾有段经典的论述，“公开的依据在于，首先，法官的目的是法，作为一种普遍性，它就应当让普遍的人闻悉其事；其次，通过审判公开，公民才能信服法院的判决确实表达了法”。而裁判文书上网对于司法公开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用深圳大学法学院院长黄亚英教授的话来说：“这公开、那公开不如把它在网上一放”。“网上一放”，人们都能看到，审判公开的实际意义就能体现出来；“网上一放”，法院的工作质量就能受到公众和行家的检验；“网上一放”，法官就有了顾忌和压力，少了徇私枉法的胆量。总之，裁判文书上网，是防止司法渎职和司法腐败的利器。然而我们打开东城区人民法院的网站，想查询王烁案的信息时，显示的是“改版中”；再打开西城区人民法院的网站对比，发现“裁判文书”一栏下是“共0个”。 

实际上，有不少法院曾做出过裁判文书上网的姿态，可是当他们把一些文书放在网上后，网民就开始“指手划脚”，挑出了很多毛病，诸如原、被告都写错的，判决日期在庭审之前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讲法也不说理的裁判文书，更比比皆是。这个阵仗吓退了一些原本高姿态的法院，“文书上网”一事逐渐偃旗息鼓。

可见，不上网是为了“遮丑”。那面对记者询问时“不方便回答”、希望“不要再为难”，又是为了遮掩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