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某燕偷来的所有东西

民警主动为刘某燕寻求帮助，经媒体报道后，诸多网友为此感动，公益捐助通道开启后，短短两个小时，就收到了超过30万的爱心捐款。捐助者的目的是“助人”，为刘某燕的孩子筹集医疗费，对弱者悲惨遭遇的同情，彰显了人性的善意。

同时，网络上也存在质疑声，不少人并不认可刘某燕的行为，他们认为人应该坚持“勿以恶小而为之”，不论如何，“悲情故事”不该成为违法的理由，而对此次事件的大肆宣扬，更是在误导公众，鼓励犯罪。第二天，某媒体称刘某燕实为“惯偷”的反转报道，让质疑声更多，很快刘某燕和当值店员站出来澄清事实，反转报道被证实不成立，但网友的“口水战”并未减弱，刘某燕被谴责为“既偷东西又骗捐款”。

一种典型论调为：“这个四肢健全有工作能力的中年女人，竟然靠偷窃来给女儿过儿童节，而另一个90多岁的老人为智障儿子独自一人耕种家里4亩地，从来不让别人帮互助，凭什么偷窃的人应该被同情。”

通过了解不同年龄层实验者对“海因兹偷药”的看法，科尔伯格总结认为，道德判断的发展有如下六个阶段：

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对照此次事件中出现的观点一一来看。那些“道德洁癖”者，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该做违法之事的人，其实处于道德判断的第一个阶段，他们服从既有的规则，坚持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成为违法的理由。而设身处地同情刘某燕遭遇的人，处于第二、三阶段，理解他人在迫不得已时做出的决定。另外一波颇为理性的人，既同情刘某燕，又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认为当事人应担责，其实处于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注重“不让情感侵蚀法律”。

也就是说，目前国人对“偷鸡腿”类似事情的道德判断，“冷漠的谴责”是最低级的阶段，以“同情为主”则上了一个台阶，强调“法律更为重要”的思考则更为理性。这是这场“道德论战”排位赛结果。

回过头看，道德判断进入第五、第六阶段的水平的人不多。而这两个阶段是最高的道德判断阶段，思考的是“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人们应该怎么做”，比如，当部分无伤害性质的违法行为，是为了保障某个人的“生存权”，法律可不可以对这种“特殊违法”予以豁免，甚或跳出法律之外，基于“普遍的道德原则”作判断。现实中已有案例，意大利最高法院今年就曾作出过判决，穷人偷少许食品不构成犯罪，“因为迫不得已偷食物是为了满足急需的必要营养”，并且提醒公众，“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哪怕最坏的人也不该挨饿”。

此次“因贫偷窃”事件，折射出“因病致贫”的顽疾，而且现有的救助制度难以消除这种顽疾。刘某燕不是没有获得救助，据大众网报道，刘某燕的难处，在村里甚至是乡里是公认的，村支书和乡镇干部，不仅帮助刘某燕和两个女儿申请到了低保资格，还给孩子们申请到了困境儿童补助，加起来一家每月能获得900元补贴。同时，刘某燕给孩子看病也可以报销新农合，报道称，从2014年开始，刘某燕一共报销了6次，总共报销了2.2万余元。但是这些补贴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还是杯水车薪，据南京本地媒体的采访，刘某燕两个孩子每月吃的进口药就要花三千元，而该进口药并不在国家医保报销之列。虽然很多地方已经有儿童大病救助体系，但是救助范围有限，仅针对白血病、尿毒症、肿瘤等之类的大病，而刘某燕孩子目前患有的肾脏疾病，还达不到大病的标准。

美国的公共医疗保险制度中有专门的贫困儿童医疗救助体系

因而，贫困儿童医疗救助体系还很不完善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独立、完整的贫困儿童医疗救助体系。美国的儿童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由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和州儿童健康保险计划（Stat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SCHIP，也称 CHIP）构成。前者，是保证儿童在内的低收入者及其家庭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采取第三方付款方式向医疗服务供给方付款，符合条件的病人无需向医院付费。后者，则专门为美国各州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健康保险，获得该计划批准的家庭在治病时仅需缴纳少量费用或不需缴纳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