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倒霉的农民，可能怎么也没料到，卖玉米也要办证，也得搞准入制度。他在法庭忏悔：“我本想收点粮食赚点钱，可我不知道收玉米还要证，不懂法真是太害人了。”

虽然他最后被判了缓刑，但毕竟触犯了刑法，罪名是“非法经营罪”。

很多人不了解非法经营罪，但它的前身“投机倒把罪”则赫赫有名，和著名的反革命罪、流氓罪处在同一历史段位，在97年刑法修改时被废止。可罪名废止，不代表功能废止。

“投机倒把罪”已经消亡，但其余威仍在

回到这起案例，无证收购玉米，真的适用“非法经营罪”吗？刑法第225条，列了一些非法经营行为，比如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产品（最常见的是烟草和食盐），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无证收购粮食构成非法经营罪。

但非法经营罪有一个厉害之处，即刑法第225条第（四）项是一个兜底性条款：“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可以说，由于这个兜底性条款存在着空白罪状的先天缺陷，在越权司法解释和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共同作用下，非法经营罪的扩张之路走得非常吓人。

这里有一组数据，根据论文《非法经营罪“口袋化”趋势的遏制》的统计，在作者查到的362个涉及非法经营罪的案例中，各级法院引用兜底性条款进行判决的，共276起，居然占到了76%。

从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非法经营罪几乎每年都在“膨胀”，已经囊括了外汇、证券、期货、保险、出版、电信、传销、医药、饲料等多个领域，甚至包括民间借贷、小产权房、六合彩、开网吧、作家出版小说、开办气功学校、气功疗养院……但凡跟买卖有关的，都可能和它扯上关系。

总之，它几乎可以涵盖人类的任何经济活动。所以，从司法实践来看，非法经营罪的“口袋罪”遗传基因，己经表现得很明显。如果再不加警觉，它甚至可能会一步一脚印扩张成一个没有限制的罪名：即不论是经营资格违法、经营内容违法，还是经营方法违法，只要该经营活动被认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如果刑法中没有更为合适的具体罪名，则都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

千万不要为这种趋势叫好，觉得“严刑峻法”值得鼓励。不管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还是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这种用兜底性条款包打一切的做法，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位农民是否一点错没有呢？也不尽然。

2004年， 国务院颁布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其中明确规定，经营者必须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后，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这里的“粮食”，是指小麦、稻谷、玉米、杂粮及其成品粮；这里的“资格”，是指收购者要向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工商局打申请，获批后才算是拿到了“牌照”。

玉米等粮食的收购，是准入制度，必要办证

所以，这位没有证就收购玉米的农民，严格地说，确实违背了国务院颁布的条例。既然违规，处理即可。可以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收购的粮食，也可处以非法收购粮食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另外，今年2月，《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发布了最新修订版，其中最大的改变是，将审批制由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这表明，在准入环节，法律层面的约束已经有所松动，这是一件顺应时代趋势的好事。

粮食收购需要审批

为什么我们国家特别在意粮食收购者有没有资质呢？放在大环境来看，这和粮食统一收购制度密不可分。简单点说，得国有粮仓先收，收剩下的，再交给市场。

由国家来托底的局面，正在改变，今年5月，农业部表态，要改变过去托底收购模式，采用市场化加补贴这种形式，可以说，做出这种决策，源自血淋淋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去玉米库存”的压力非常大。2015年，全国玉米产量4491.6亿斤，同比增加178.7亿斤，但消费量只有3500亿斤，玉米过剩非常明显。因为国家兜底，农民失去了对市场的判断，也失去了风险意识，反正种了就有人收；另一个层面，从国有粮库来看，只求收购数量，没有销售压力。在市场上冒风险摸爬滚打，不如建库收粮效益好，谁还去搞市场经营？

由国家对粮食买卖进行兜底，会让农民失去对市场风险的判断

第二个教训是，由国家统一收购粮食，成本太高、损耗太大。据黑龙江省发改委测算，国家每库存一吨玉米，就需要支付补贴费用275元（含收购费50元、保管费86元、监管费6元、利息补贴133元），此外还有运费、移库补贴等开支。这笔费用，国家财政已经在勉力硬撑，而粮库却不以为意，反正多存一天就多一天的钱。

当然，还是有很多人支持由国家来进行托底的，据说这样可以防止“谷贱伤农”。确实，看起来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据北大国发院研究员徐远的调查，最近这几年，大米、玉米、大豆、小麦四种谷物的价格，都是国内远高于国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增大粮食进口比例，对普通民众而言，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粮食。

可是，即使我们承担“谷贵伤民”这个后果，真的就能避免“谷贱伤农”吗？这里，大家严重忽视了一个因素：粮食统一收购中的腐败是极难避免的。据《民生周刊》2015年报道，国家本意是让农民多赚点，但事实上农民根本拿不到那么多补贴，都被中储粮和粮贩子分了，“本来一等米非说你是三等米，或者说你水多，把收购价格压低。”

这种情况有多普遍，我们没法断言，但最近这些年，中储粮各分公司的腐败案例确实触目惊心。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郑风田，曾把以中储粮为代表的国家粮食收购体系总结出“四害”：一是以陈粮顶新粮，套取价差；二是压级压价；三是违规拆借资金；四是设立小金库。

这“四害”，既害生产粮食的农民，也害消费粮食的民众，肥了收购粮食的国企，乱了政府部门的纲纪。这次农民收玉米被判刑，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关法律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市场经济行为进行反制。在粮食收购领域，是时候更多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