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母亲，发现自己的宝宝出现在商业网站，并且“病区”、“入院号”、“姓名”、“性别”、“年龄”一应俱全，她收获的并不是和别人分享的喜悦，而是震惊、愤怒和不解。

这次意外的发现，源自一个年轻母亲的自恋和无聊。她闲来无事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名字玩，竟意外发现自家宝宝在保温箱里的视频，被放到了商业网站56网上。

随之被一起发现的，还有5793个孩子。这些婴儿都有一个共同点：在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出生。

读者看到这里，首先产生一个疑问，医院为什么要给孩子拍视频？原来，从2014年起，安徽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安装了远程网络视频探视服务，在家也能看到孩子。但是要输入预留的住院号和密码，确保只能自己看。

共有近6000个孩子的视频被上传商业网站（目前视频已经删除）

现在，这些本出于“好心”而拍摄的视频（在医院口中这叫做“公益行为”），被全盘托出放在商业网站，医院的回应是“黑客”攻击，视频被盗。这种说法，目前媒体不好去判断，建议公安机关积极核实。

可以发现，这些视频上传时间的跨度接近两年，如果不是这次意外发现，可能会有更多的婴儿信息持续泄露。

有人说，中国人对信息泄露早已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从出生到死亡，是被泄露的一生。

这或许是一种客观描述，但不能证明国人对信息泄露不敏感，没有隐私意识，是现实颇多无奈逼人妥协。就以新生儿信息为例，几乎每个家长在生产完出院后，都会接到各种各样的推销电话，有卖婴幼儿用品的，有推销摄影的（满月照、周岁照）、有卖胎毛笔的，全是精准营销，不仅掌握你的电话号码，甚至知道你家孩子有多大，有一种你完全处于透明状态的惊悚感。

母婴类信息，属于高价值信息。这个时候，家长舍得花钱。所以此类信息，历来是信息泄露的重灾区。深圳和上海都发生过全市婴幼儿信息集体泄露的恶性事件，受害者数十万。

信息泄露的后果，不仅仅是承担推销电话的骚扰，更要面对诸多骗局。具体流程是这样的，你会接到一个自称是“卫生局”的人打来的电话，准确地叫出你的名字、宝宝的性别、出生日期。然后告诉你国家现在鼓励生育，有政策利好，会给你补贴，大概2000多元。最后再通过类似收手续费等环环相扣的骗局把你搞定。

这种骗术确实不高明，但抓住了一部分家长的“心理预期”，以为生完孩子真的有现金补贴。这里遗憾地告诉大家，我国没有任何针对新生儿的现金补贴，这个念头可以断了。

这种骗术的使用范围有多广呢？在网上搜了一下，大大出乎意料，大家如果有兴趣，可自行搜索“新生儿补贴诈骗”这几个关键字。这种诈骗大有“我是你领导，你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的风采。

“母婴信息贩卖，已经成为监管难点中的难点。”

在处理这一类案件时，公安机关往往会对媒体强调，由于母婴类信息具有高附加值，往往被多次倒手，上下游之间从不见面，追查起来难度非常大。

这一理由，其实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母婴类信息泄露，相比于其他信息，更容易追查源头。我们可以从婴儿信息登记的入口来看。能知道新生儿性别、年龄、家长电话甚至家庭住址的，只有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毫无疑问是出生医院，第二个途径是某些社区医院（包括打疫苗的场所），第三个途径是户籍部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追查成人信息泄露渠道难，因为存在着太多潜在的泄密途径，但婴儿的社会关系简单，登记完善资料的只有医疗单位、户籍部门等少数几个机构。

这个时候，如果采用“倒查”的方式，从婴幼儿信息登记的入口单位进行核实，难度并不大，至少比其他种类信息泄露的调查要容易。

这里有必要强调，新生儿资料的泄露，第一嫌疑人是医院。因为信息是由你第一个采集的，现在泄露出去，当然应该第一个调查你。但我们遗憾地发现，有关执法部门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并没有这种“办案直觉”。

今年5月，济南警方通报说，成功破获了“20万名孩童信息被打包出售”案。这起案件最终怎么处理，尚不得知，但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经常有一些不法分子动辄一次收集倒卖上万条重要个人信息，最后的判刑，往往只是几个月甚至缓刑。

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认为，如果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作基础，如何认定违法将会是一个难题。如果把问题都依赖于刑法，很容易造成刑法执法工作的超负荷运转和尺度不一。

奇怪的是，我国有40部法律、30多部法规、200部规章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看着数量挺庞大的，但是，分散的法律条文并没有形成合力。

《个人信息保护法》何时能出台？

基于此，我国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惩罚非常不成体系，处罚标准不一。举个例子，中国软件开发联盟网站，曾经泄露了600多万条个人信息，但是，处罚仅仅是行政警告而已。

这里就牵扯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问题了。早在2003年，我国就开始研究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如今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还是只有一个没通过的草案。

个人信息保护是个宏大话题，不妨略微把口子缩一缩，聚焦在病人信息保护上。

今年一月，一则“女子婚检查出艾滋后隐瞒，婚后丈夫被感染”的新闻引发争议，受感染的男子认为，婚检医院和疾控中心没有把妻子的病情及时告知，侵犯了自己的知情权。

确实，对于这起个案，过于强调隐私权，忽视知情权和生命健康权明显不合适。但是在国内，更常见的问题绝非“强调隐私权，忽视知情权”，而是病人的隐私得不到保障。

像婴儿信息被泄露这种恶性事件，在发达国家，已经不是什么隐私权的问题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犯罪行为。但是小恶不惩，大恶难究，如果不从问题的根子入手，婴儿信息泄露很难被重视。这个根子就是，我们要拿出多大的力气，去保护病人的隐私。

患者隐私权的保护，在医学伦理学中已被讨论得非常透彻，几乎没有灰色地带。例如美国自2003年开始执行HIPPA法案（目前没有正式中文名，可以称作“医疗电子交换法案”）。这个法案，就详细规定了“谁可获得患者医疗资讯”。

保护病人隐私，医生要扛起首要责任

其中提出了10种情况，只有满足这10种情形，医生才能向外界透露病人的隐私，比如“分享给参与医疗护理或承担医疗费用的亲友，除非患者反对”、“为了公共卫生安全”、“帮助医院确认死者身份”等。如果医护人员违反这方面的法规，轻者罚款再教育，重者吊销执照、终身不得行医。

总之，西方国家关于患者隐私权的规定多如牛毛，有些在国人看来甚至不可思议，比如：不在有第三者在场的场合（如电梯）讨论患者病情；与患者或家属讨论病情时，应放低音量并关上房门；所有与患者相关的电子邮件，都必须使用医院邮箱并加密；患者病历有名字的一面需朝下置放等。

显然，国内还没有进化到这一步，有些事情需要慢慢来，是社会进步，是社会人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但面对新生儿信息被大量泄露如此恶劣的事件，患者隐私权这根弦，确实应该紧一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