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武瓜农之死调查：目击者称官方4次试图抢尸

邓正加的大女儿邓素丹回想起那晚发生的一切，仍十分害怕。

邓正加的家属向记者展示秤砣和铁棍。

早报记者 黄芳 发自湖南临武

夜幕降临，临武县城舜峰广场前高高竖起的电子大屏幕放着夸张的香港喜剧片，嚼着槟榔的男人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突然就哧哧地笑了起来；开着宝马、保时捷的矿主们踌躇满志地出入灯红酒绿的夜总会；伴着《爱情买卖》高调的声音有闲的中老年在广场上翩翩起舞；从广东小市场批发来的廉价衣衫、被小车推着叫卖的现榨果汁、被小孩子们喜欢的充气城堡塞满了文昌桥四周。

最近，这一带瓜摊冒出来了不少——两个瓜农卖力扛起大秤，吊着一筐西瓜估价，生意出奇好，早上拖来的1000斤西瓜只剩下了道上的一摊，“这里出事了，几天都没见一个城管过来管。”瓜农向外地人解释。

湖南临武县瓜农邓正加几乎成为一个符号。

7天前，他在一场和城管的冲突中死亡。事发当天，赶来围观的人们守护着他的遗体在事发地点超过18个小时，愤怒的人群与赶来维稳的武警发生了冲突，多人受伤。在此之后演化的“棒打记者”、“尸检疑云”、“家属封口”令该起事件增添神秘色彩和戏剧意味。

在他死亡的地方，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记者试图找到蛛丝马迹，纳凉的人们激烈地讨论着他们所听闻的不同的死亡版本；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网上悼念他。

与此同时，廖卫昌等6名涉事城管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

一切还得从7天前说起。

凌晨3点起床的庄稼人

17日凌晨3点多，像过去11年的每一天一样，南强乡莲塘村村民邓正加和妻子黄细细迅速爬起床，他们从杂物间推出三轮摩托车准备开往果园摘瓜。

2002年，邓正加从村委会承包下这片方圆50亩地的果园。他在山坡种满了西瓜、脐橙和杨梅，其中西瓜就有20多亩，不远的一片园里还有8亩香芋和十几亩水稻。春夏之交卖杨梅，夏卖西瓜，秋卖香芋，冬天卖脐橙。

为了照顾果园方便，夫妻搬离村子的老屋，直接住到距离村子3里多地的果园的土屋里，除了马路对面的一户守林人，夫妻就在这个孤岛一样的山上远离人烟住了十几年。

农药化肥是果园的主要开支，为了节省成本，夫妻俩没有请帮手，他们每天凌晨3点起床，忙到晚上11点才睡。

果园年收入十几万元，养大了他的3个儿女，结婚、上学、买房。他坚持不让在湘潭上大学的小女儿邓艳玲办理助学贷款，“自己能负担的就尽量自己来做。”他为唯一的儿子邓青强在县城买了一套婚房，150平方米，连装修要50多万；他还花了5万元在村里置了一块宅基地，留作孩子养老。

临武把他评为“脐橙种植示范户”、“县劳动模范”。湖南省农业厅把一块红牌牌钉在了他家门楣——“农业科技示范户，2012-2013年度全国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湖南省农业厅制”。

这片果林是邓正加的光荣和梦想。大女儿邓素丹拿出他的一张往年照片：绿油油的脐橙林中，正值壮年的邓正加意气风发——又是一年的柑橘丰收。照片上是他自己书写的一行字，“从奴隶到英雄。”

满满一车西瓜装上了车，足足有1000斤。黄细细看了下时间，5点11分。邓正加坐上三轮车，黄细细开车走上了17公里外的县城。

研究农业技术是邓正加唯一的爱好。在果树种植上，邓正加很有天赋和头脑。“什么时候该种什么他都清楚，一茬瓜快卖完了他会赶紧种下另一茬，看市场也很准，哪种水果好卖他种哪种。”

邓素丹记得，每年邓正加总会往农场拉几车有机肥，那种肥料的配方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种出来的瓜也总是又大又甜。

她总纳闷：一个从不上网的人怎么会懂这么多新奇技术。

到县城已经是6点多，和夫妻俩同时进城的湾丘村瓜农曾发德记得，那个时间文昌路的两个允许瓜农摆摊的自产自销点已经被占满，农贸市场里卖小菜的菜农和菜贩也已经摆到了文昌桥头。

邓正加夫妇转到县城的老摊点解放南路。这条路是临武县城的老城区，道路狭窄，人流密集，上下班时段常常交通堵塞。临武县城管执法局今年初成立后，对这条路段加强了管理，不允许流动摊贩摆摊设点。

焦虑的城管队长

前一天晚上，临武县城管执法局三大队大队长廖卫昌躺在床上突然对妻子杨丽说，干城管真的压力好大，摊贩们不好管，怎么也管不住，城管现在是危险职业，不知道哪天走在路上就被人捅了。廖2001年退伍回来进入城管，这比邓正加承包果园早了一年。

早上7点半，廖卫昌刚吃过早饭准备去上班。妻子杨丽记得，丈夫出门时就像平常一样开开心心的，这打消了她心中的疑虑。

和廖卫昌结婚七八年，当中学毕业班老师的杨丽工作忙，家中的午饭，接送五岁女儿上下幼儿园，全是由廖卫昌包办。

不过今年年初廖卫昌当上城管大队长以来，他再没有时间照顾家事，杨丽感觉他的压力增加了许多。

城管执法局从城管局中剥离，在新任的执法局长胡郴眼中，新的班子试图在“规范执法、文明执法、人性执法方面做出一定探索，想为城管系统树形象”。

一则发表在“人民城市网”上题为《湖南省临武县城管执法转变执法方式得到群众好评》的文章在邓正加事件后被广泛流传，文章中提到，作为城管执法队伍，要想根本改变外界“粗暴执法、野蛮执法”的看法，也必须从自身的一言一行做起，做到“执法让人感动”。

文昌路口旺旺商场的老板王兴(化名)注意到新任执法局的一些变化。他看到，一些城管队员会开车帮瓜农把西瓜搬运到允许摆摊的区域；而以往瓜农设摊较多的老街区有段时间交通也通畅许多。

不过这种情况仅持续了很短时间。自产自销的合法摊点太少，瓜农摆不下，就又开始和城管打起“游击战”。

廖卫昌的父亲廖天兴在看过许多新闻后，对儿子的工作总是有些担心，他一见到儿子就叮嘱说，“农民一杆秤20多元钱的，不要去折农民的秤。”

而廖卫昌多数时候也认真地回应，“不会的，我知道他们不容易，最多把他们喊走就是了。”

“以前是中队长，上面还有领导就不用怎么操心，现在当大队长要操心好多事情了。”对上级领导踌躇满志的改革目标和任务，廖卫昌不时会流露出对完成工作的不自信和焦虑，

杨丽常常看到，下班后，廖卫昌还在屋里看文件，他有时会抱怨小摊小贩们“好难管，跟他们讲不听的”。

而网上有关城管的新闻，廖卫昌也会特别关注，看完会感叹“城管难做，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杨丽发现，廖卫昌在家只看相亲和选秀等解压型娱乐节目。

在解放南路湖南米粉店的老板邝某看来，廖还算和和气气的一个人，“不是那种呼来喝去、很凶的城管。”王兴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看起来蛮温柔的人。”

不过，邝某也遇过廖的队员里有很凶的人，一次她把桌子摆出去一点，就被勒令一张桌子交100元，“有的还会动手打人。”

杨丽的父亲是搞教育出身，“如果是别人当大队长，我父亲一定会提醒他工作中别太较真，不要惹事，但对他我父亲还很放心。”杨丽眼中，廖卫昌在朋友中是一个劝架的角色，他常常被朋友叫去调解夫妻矛盾。